作者： 陈言
作为一种舶来的概念，企业社会责任（CSR）往往被中国企业理解为一次义务植树或慈善捐款。而在有着成熟理念和制度的跨国企业那里，CSR的内涵和外延远非这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日本一桥大学，于1月26日在北京举办“中日经济关系新展望”论坛时，除了谈中日经济关系、中国提高开放经济水平的政策方向以外，特意让一桥大学商学研究科教授谷本宽治就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做了一个很长的报告。
论坛上下，对谷本教授的发言反响很大。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含意很宽，包括投资、融资、资金筹措、贸易等各个方面，如果把企业社会责任简单地理解成种几棵树，为教育或者是慈善事业捐一些钱，显然不是对这个概念的完整理解。
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国企业要做大做强，没有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没有社会长期地对企业提供各种条件，显然难以实现。
概念转换
“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概念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但真正的流行这些年才刚刚开始。”一桥大学谷本宽治教授说。
竭泽而渔是工业化初始阶段的一大特点。这个阶段工业发展迅速，但环境被严重污染了。这个阶段还是企业家、资本家辈出的时代，大把大把地赚钱，同时也为了个人名声、企业名气，会有企业家拿出巨款捐资做慈善事业。但是慈善并不是CSR，其本身并不能解决企业要持续发展的问题。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的大量出现，西方国家开始提出了一项新的理念，这就是企业社会责任。它要求的是企业与环境、社会和谐发展，尤其是企业国际化在这个时代全面展开，企业不仅在总公司的所在国，在去国外投资的时候，同样要保证与环境、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时也出现了一些NGO与企业对立的局面。CSR理念虽然在这个时候开始被人们提及，但还没有发展成为全球企业的共识。
到了21世纪以后，CSR才真正地成为企业追求的目标。《经济》记者在采访跨国企业时，总能拿到他们最新版的CSR报告，特别是近两年，跨国企业非常看重CSR报告的作用，成为企业形象的提升、企业维持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时的一个重要环节。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工业先进国与发展中国家对CSR的理解，在CSR行动方面，出现了一些差别。
对于工业先进国家的跨国企业来说，CSR大都和地球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废弃物的回收等联系在了一起，而跨国企业到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解决贫穷、人权、社会公正性等新的问题。跨国企业有必要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CSR方面发挥出表率作用。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国际化大潮中，已经不能重蹈工业先进国家的覆辙，走“竭泽而渔”的发展老路。一方面企业要追求快速发展，赶上先进国家的企业，另一方面企业同样必须履行解决贫穷、维护社会公正的责任，相对来说，发展中国家企业在CSR方面的任务更重，加上在理论基础、社会舆论方面准备不足，执行CSR更困难一些。
中国的一些CSR专家也认为，企业社会责任除了为股东创造利润之外，应该对社会负责，保护环境，保护工人权益，保护社区发展。在这个目标下，不存在中外企业的区别。
在很多地方比我们先行一步的跨国企业，他们在中国的CSR活动，也许能给我们不少借鉴。
从给工人休息室多加一个沙发开始做起
企业社会责任（CSR）在跨国公司那里并不是一个多么新颖高深的学问，而是在日常工作中被贯彻执行的一个理念。让工人能有一个舒心的工作环境，就是相当大地执行了CSR。
《经济》杂志在2月7日采访了苏州富士胶片映像机器有限公司总经理田中弘志。田中去年11月来到苏州，负责这家有1800多名职工的工厂。来中国前，田中在同样生产数码相机的日本工厂已经工作了三十余年，对CSR当然是了如指掌。来到苏州后，具体推进CSR时，他是从改善工人工作环境开始做起的。
“如果工人休息的时候，也能坐在沙发上坐一会，我愿意给休息室添几个沙发；如果厕所需要增加，需要保洁工作做得更彻底的话，我会特别在意吩咐相关人员做好这个工作。”田中总经理说。田中不能想像工人在休息的时候需要排队上厕所，午休的时候连个坐下来休息的地方都没有。
田中还不太会中文，能和职工直接进行的对话有限，但田中在尽可能和职工交谈，询问他们对工厂、对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看法。苏州的外资企业多，人员流动也比日本快，一些职员从苏州富士胶片映像机器辞职去其他企业时，田中会尽可能过问一下辞职的原因。每次交谈总能对企业管理的改进能提供一些思路。“并不是只和那些辞职的员工交谈，我也会和直接管理他们的科长、部长们交谈，看看职工是如何评价企业的。对企业的管理，这些细节是不能疏忽的。”与普通员工、中层管理职工的对话，在田中看来是建立信赖关系的基础，是改进工厂管理的一个重要方式，最终体现出来的是对所有员工的尊重。
过去，中国国有企业有一套员工思想工作方法，其中就有找员工谈心的内容。如今我们的很多企业似乎已经忘记了把对员工的尊重体现在语言上的做法，企业领导与员工的促膝谈心的景象已经很少能够看见；从增添一个沙发，设身处地地为员工办点实事，这在我们的企业里，很多时候要么被疏忽了，要么成为了一种例行公事。倒是跨国企业，他们在需要克服语言障碍的情况下，在追求企业上下的沟通。
CSR理念中的对员工的尊重，实际上是我们本身过去就有的，是现在跨国企业在管理中正使用的，实现起来并不困难。
CSR讲究安全生产
初次接触企业社会责任（CSR）这个词，觉得可能高深得不得了。看到国内一些有名或者无名的企业家们几十万、上百万地捐钱给基金会、学校等等，看到报纸杂志上对那种企业家的义举报道时的火爆语言，不知道有多少记者去那些企业家的公司、工厂采访过，他们的企业是否管理得还过得去。如果一个企业的效率上不去，企业内部事故不断，靠企业家突然捐一笔钱来提升企业形象，最终是不会让人们对那家企业、企业家由衷地敬佩的。
《经济》杂志2月7日在上海采访了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瑞馥。
徐瑞馥在加盟富士胶片以前就职于金融企业。金融业与制造业在CSR方面的侧重点自然不同。“我2002年来到富士胶片工作以后，感到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这里要特别强调安全生产。”徐瑞馥说。
设在上海的投资公司管理着苏州、北京等几个工厂，强调企业内部治理、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做好遵纪守法及风险管理的教育工作，对于记者能够想象的企业这些CSR内容，徐瑞馥当然是轻车熟路，但她一直没有忘记，企业先有员工后，才能有生产，才能正常运营。“我们在实施CSR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徐瑞馥反复说。
在北京与河北交界的三河市，《经济》杂志记者采访了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立的富士星光有限公司总经理柴田稔。柴田2006年8月来中国赴任，上任伊始，他特别强调安全生产。
柴田说：“我们这里每年8月都要组织一次对车间生产人员的安全生产培训，让员工在生产中的安全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企业对生产中可能出现的危险状况要尽最大可能进行预防和处理，落实安全生产规则。
除了安全生产外，在富士星光公司还特别强调消防安全、化学品安全、清洁生产。“没有这些安全措施，很难保证让员工在这里放下心来从事生产。”柴田说。安全生产的结果是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企业能够取得长期稳定的发展。
终极目标：可持续发展
像大多数企业的社会环保报告书一样，富士胶片集团报告书的副标题也标上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一桥大学教授谷本宽治在论坛开完后接受《经济》杂志的采访时说：“CSR与可持续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谷本接着说：“CSR在实施时，特别强调几个概念，一个是劳动，重视劳动条件，工厂内有结社的自由，禁止歧视。再一个是健康与环境，它强调了伤病的管理、机械的安全、卫生等等。在环境上注重防止污染，在经营管理体系上，要求有明确的委托程序，企业内部有交流、进修等等。最后在伦理方面，CSR特别强调不能有贿赂，信息公开，建立内部检举制度。”
“企业社会责任”（CSR）已经在中国开始流行，它绝对不是企业家把一笔巨资捐献给某个基金就算是实现了的，也不是参加一次植树造林就能完成的，它更多的是要求企业能正确处理好与员工的关系，建立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不能给环境增添负担，在此之上才是企业参与社会活动，企业家对慈善事业的捐赠等等。
平田信正与百名学童
跨国公司企业家参与CSR的事例举不胜举，相对来说媒体对日本企业家的报道不多，这里有日本企业家更偏好低调处理个人参与的CSR活动的原因，也因为日本企业更多地把慈善行为看成一种真正的美德，而美德是应该发自内心的，不宜做太多公开宣扬。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平田信正结束了在中国六年半的工作，2月份回日本前，《经济》杂志记者前去道别。谈到过去的六年在中国把事业规模做到670亿人民币，有员工2.3万人，让公司在中国的规模有了几倍的增长，记者心想平田劳苦功高，一定心满意足了。“如果再给你一点时间，平田先生想干一件什么样的事？”对记者的提问，平田回答说他要在2007年完成对最后10名贫困学童的资助，让他资助的学童总数达到100名。
这多少让记者感到有些意外。记者每年都采访平田，和东芝方面的人更是每月都有见面的机会，媒体对东芝的报道也是有稿必读的，但并不知道平田在资助百名学童上学。
平田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封字体幼稚的新年贺卡，那是平田资助的学生自制的一张很简单的卡片，上面写着对平田的感谢，家里父母捎来的新年祝福等。大概学童出于对平田的尊重，或许是把平田想象成一个岁数很大的人，在贺卡的开头称平田为“平田爷爷”，但平田则给念成了“平田大伯”，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2002年以后与贫困学生的往来。
2007年，平田本来是可以在3月份完成资助100名学童的目标的，但2月初他离开了中国。最后10名学童的助学金要通过秘书转交给北京的相关机构。平田资助学童的事，此时在企业极小的范围内传了出去，在日本企业圈内也悄悄地为人所知。
从东芝职员那里，记者听说平田回国前和中国朋友以及在中国工作的日本朋友们道别时，很多中国职员对他说：“我们也开始资助贫困学童了。”东芝公司内外有些日本职员在谈起平田这些年对学童的资助后，也决定从资助一名学童开始为中国社会做一些贡献。这一切并没有形成一个多么大的媒体宣传运动，只是在公司内静悄悄地进行着。
平田从2002年起默默地资助着贫困学童，如果他在离任前不因为委托别人邮寄善款，知道此事的人恐怕就更少了。那些平日与平田通信的学童们，更不知道平田是东芝（中国）有限公司的总裁，东芝派驻中国的总代表。
平田回国时带走了学童们的来信，他可能同样不会在日本对谁说起自己资助百名学童的往事，但那样一种不为名不为利的发自内心的慈善，它将永远伴随着平田，成为平田鲜为人知的一种骄傲。
文章出处:http://leadership.jrj.com.cn/news/2007-03-21/000002078540.html